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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茶一段历史看川茶的国饮地位 刘勤晋(川藏茶马古道学术文化考察队) 川藏茶马古道是我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以四川雅安为起点，经康定、昌都、拉萨到尼泊尔、锡金的茶叶运输线。史籍上曾以“蜀身毒道”、“唐蕃古道”、康藏茶路、古边茶路、九尺道、官茶大道、南丝绸之路等称呼。 两千多年以来，巴蜀茶叶经人背马驮，长途跋涉运入西藏。满足了藏族、门巴族、锡克族以及中亚各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对茶叶等物资的需要。成为我国“丝绸之路”以外另一条对外经济贸易往来的陆上运输线，对民族团结和中外经济交流做出了贡献。这条线路因自然地理艰险崎岖、气候恶劣多变和民族多元文化的丰富精彩而充满传奇色彩。 由西南农业大学茶叶研究所牵头组织的，有中、日、韩茶文化工作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共9人组成的“川藏茶马古道茶文化考察队”，于2004年9月10日从四川成都出发，经四川雅安、荣经、汉源、石棉、康定、理塘、巴塘，于9月26日跨过金沙江，进入西藏芒康，于9月28日到达西藏昌都。10月3日返回成都，沿途进行了边茶生产、贸易以及藏族茶俗文化，特别康巴地区“锅庄”文化的调查研究，历史二十三天。通过考察古道遗址、茶行货桟、茶厂茶场以及锅庄旧址，沿途访问僧侣、官员、老茶商、茶农、牧民和背夫、马锅子等，对历经千年的“川藏茶马古道”及其所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从中窥见巴蜀茶叶在汉藏团结、交流和对外贸易斗争中不可取代的“国饮”地位。 1 “旦暮不可暂缺” 汉唐以来，随着我国汉族地区饮茶之风的兴起，茶亦逐步传入西北、西南各民族地区。茶叶输入藏区究竟始于何时？历史资料有三种说法：（1）据《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为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赴吐蕃，与藏王松赞干布结婚，公主携带书籍、经象、种子、工具及工匠等入吐蕃。其后，赞普遣子弟入国学，受《诗》《书》。“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2）史学家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记载，是“在安史之乱后的三十多年里”，“汉族地区的茶叶传入吐蕃”，这比文成公主入藏时间晚100多年；（3）再据《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记曰：“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即大约在公元632年左右，这比文成公主入藏时间又早近10年。又从藏族人民至今称茶为“呷”的发音与古代巴蜀地区称茶为“槚”的音是相同的，因此茶叶输入藏区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632年（唐贞观6年）到公元756年（唐天宝15年）之间。
藏族人民一开始饮茶，就成为茶的爱好者，并逐渐以茶为
不可缺少的饮料，对茶的需求，竟达到“旦暮不可暂缺”的程度。至于藏族人民为什么喜欢喝茶，特别是四川所产的“南路边茶”？历史上曾有许多说法、传说：其中之一是很久以前，有一年藏区流行了一场瘟疫，藏王也未能幸免，他心火燥热，眼睛红肿，气息奄奄。一天他正在喝药的时候，一只小鸟飞进宫中，小鸟衔着一片树叶，正好这片树叶掉在藏王喝的药碗里，那树叶发出奇异的香味，藏王便喝下了这碗药水。第二天病就好了。藏王大喜。为了拯救广大藏民，便派人分东、西、南、北方向出发，去寻找这种树叶。一年以后，南、北、西各路人马均空手而回，唯有东路的人在一条大河边的山上采得这种树叶。这便是茶叶，藏区的东边正好是四川。从此，藏王每年都派人到四川采购茶叶。还有民间传说称文成公主带来汉地砖茶，并教会打酥油茶的方法。有一个《公主送来龙纹杯》的民歌就是这样唱的。但比较科学的解释是：因为藏族大多居住在海拔3000至4500米左右的高原上，空气稀薄，气压低，气候干燥寒冷，人体极易发生机体缺氧症和高血压病，这里食品结构又多为牛羊肉、奶酪、青稞等不易消化的食品。故在《滴露浸露》中有“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的记述。 科学研究表明：茶叶中含有许多对人体生理有益的成份，如茶多酚、茶多糖、咖啡碱、氨基酸以及各种酶类等，而其功能成分在其制造过程中又经氧化降介等多种复杂的化学变化使之更为丰富。故产生分解脂肪，帮助消化，兴奋中枢神经，消除疲劳之作用。从而弥补高原人民因蔬菜、水果奇缺而引起人体营养素供应不足所带来的疾病或代谢障碍。因此，适量饮茶，既可保持人体代谢的平衡，又有防治缺氧症和高原反应等特殊的功效。这就是藏族人民为什么喜欢喝茶的道理。故在藏族人民中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和“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饮”的谚语。 2 “茶马古道”的来历 最近，有学者发表文章，称个人“发明”茶马古道之名称，并要“注册”云云。茶马古道果真是现代人“发明”的吗？据我们考察所得，“茶马道”之名古早有之。在汉代曾称为“蜀身毒道”、“唐蕃古道”，后不同朝代有不同称呼，如：明代称为“古茶马路”，清代称“九尺道”和“官茶大道”，其中一段近代甚至称为“南丝绸之路”等等。追根溯源，因茶是藏族人民“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为了维护历代王朝对边地的统治，都把茶叶作为“戎边绥靖”和“经边羁糜”的手段。因而历史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川茶被称为“边茶”，在政府的严密管制下送往西藏。由于历代王朝又需要战马以维持其军事和国防需要，战马产自西部藏族地区，因此茶、马互市以及更广泛的物资交流成为汉藏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杠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构成汉藏两大民族不可分离的联系，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如此，即令在18～20世纪帝国主义肆意分裂我国领土西藏的情况下，川茶仍然是藏汉民族联系的纽带。四川茶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藏汉贸易史和民族关系史。 在我国史藉中，四川通往西藏的古驿道从汉代开始就有关于“昔司马相如镂灵关，自临邛以西尝辟一径，屯兵成守……西行康巴，南抵南诏”的记叙。这就是历史上通往西藏的第一条古驿道，古称为“灵关路”：此路东起邛州松安镇，过马崖顶，越正西山，穿金鸡峡（金鸡关），经双河场至灵关，穿接子岭到天全，西行经紫石关、长河坝、马鞍山、九杈树抵长河口、烹坝、过大渡河到打箭炉（康定），再西行经甘孜、德格、昌都到拉萨。 第二条称“和川路”：由雅安出发，经碉门（天全）、罗岩州（岚安）到泸定、冷竹关、黄草坪、大岗、打箭炉、西到康藏。 第三条称“雅家埂路”：这条路历史更为悠久，古称“唐蕃古道”，据称初辟于汉代。其路线是从雅安出发，翻大相岭，经黎州、泥头（宜东）、翻飞越岭、化林坪，经沈村、德威、摩岗岭、磨西、雅家埂至木雅，到达康定。 第四条称“马湖江路”：这是一条把川南茶叶运入西藏的古路，此路由叙州府（四川宜宾）出发，经屏山、越大、小凉山，西到达嶲州（四川西昌），再由嶲西，经冕宁，石棉沿大渡河，北上过泸定桥，到达康巴地区。 从上可知，在我国边疆的贸易史中，早有“古茶马路”之称，只是朝代不同，称呼各有不同罢了。本次考察中，笔者沿着这条古道，亲睹了我国历史上茶马贸易的辉煌过去，并一窥川茶在茶马贸易中所充当的重要角色。 3
茶马路艰险崎岖 “二呀嘛二郎山，高呀高万丈……”这首由词曲作家洛水和时乐濛谱写的《歌唱二郎山》的歌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唱遍我国大江南北，热情歌颂了修筑川藏公路、进军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康藏高原地处我国西南高寒地带，境内山势纵横，河流湍急，五十年代前基本无汽车公路，所谓川藏大道亦是翻山越岭，崎岖难行。当时流行这样的民谚“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难的情景，边茶便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 南路边茶运输，首先是雅安至康定第一段。全程280公里，主要用人背运。分大路和小路：名山、天全、邛崃的茶包由小路经马鞍山、泸定至康定，称“小路茶”；雅安、荥经的茶包由大路经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称大路茶。大路路程较远，茶商在泥头设有转运站。 人力背运的背茶工人当地称“背脚”、“茶脚子”，绝大多数是雅安贫苦农民。据雅安老人回忆，五十年前，雅安城内每天还有上千人靠背茶包维持生活。茶行发货以“引”（五包）为单位，背脚按照自己的体力每次背15～20包不等，十余岁的小孩则背5包，每天只走15公里左右。须要16～20日方能抵达康定。由于山高路陡，每年均发生背夫倒毙或坠岩事件，至今康定大风湾原万人坑还埋葬了不少半路倒毙“背脚”的尸骨。 九尺道第二段是由康定到拉萨，共有南北二路，全程2500公里：南路经雅江、理塘、巴塘、宁静、察雅、昌都、恩达、硕督、嘉黎、太昭等地直至拉萨。其间有驿站56个；北路由康定经泰定、道孚、德格、同普至昌都与南路合道、再达拉萨。由于康定到拉萨气候恶劣，路途漫长艰险，藏商在康定购好茶叶后多改用牛皮包装，以避长途运输中风雪的侵袭。然后由骡帮和牦牛运输。骡帮牛马成群，牦牛沿途以草为食，驮队均备有武器自卫，并携带帐蓬随行，宿则架帐炊餐，每日行程仅二三十里。若遇大雪封山，垮岩断路，行程便更迟缓了。从康定到拉萨的驮队，运输时期长达十个月甚至一年以上，使茶叶成本激增。 历史上在和印茶的竞争中，由于交通困难，运输成本高是川茶致命的弱点。边茶价格昂贵，使广大藏族人民无力消费。在访问中我们了解到解放前在西藏地区，只有中产之家才能享用边茶，一般贫苦牧民连金仓也不易尝到。在四川甘孜地区，藏族农牧民购到边茶，深感来之不易，他们熬了又熬，最后连茶叶渣也一齐吃掉。西藏解放后，人民政府充分认识到改善川藏交通是振兴边茶的重要途径，便加紧川藏公路的修筑和不断的改造，如今川藏公路80%已实现路面硬化，原来的泥石流、塌方险段也得到较彻底改造，可以预计，二三年后，这条天险即将变成通途。 4
近代边茶的流通 我国边茶生产由于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历代统治者都给予十分的关注，制定了严密的“茶法”。使茶商只有按“引岸制”的规定，定向采购与销售茶叶。据史料显示，宋代及明中叶以前，川茶大部分运入陕西。明代中叶以后，川茶主要销往拉萨、康定（南路边茶）及松潘、金川（即所谓西路边茶）一带。其数量相当于川茶产量90%左右，内销的茶叶仅占川茶10%。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川督刘秉恬在《奏为查议出口茶斤界限以严边禁事》中反映了边茶的三条渠道在清初已经形成：“其赴松潘买茶者，系甲凹、阿革、鹊个、郎惰、阿坝、郭罗克、阿树、包坐、作革各土司以及甘省之青海、竹浪、各茂等处，俱由黄胜关大道进口买茶，守关汛弁挂号放行，同松潘同知给票出关；其赴打箭炉买茶者，则系西藏、昌都、里塘、巴塘、乍丫、德尔格、霍耳瓦述及各寺喇嘛进口买食。商茶由打箭炉同知盘验，给票出口；至杂谷厅所属之棱磨、卓克采、从噶克、丹坝、鄂什克、小金川、金川七处土司、俱由杂谷脑进口，赴维州右营都司衙门，请票前往灌县，自向各园户采买。仍将原票缴销，均不赴松潘、打箭炉两处。此各土司历年买茶之旧例也”。表明明代中期以来四川雅安到康定一线已成边茶最重要流通渠道之一。在边茶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边茶的商贸环节，清代以来，在收购环节上，茶贩经营日渐活跃，他们深入山区农村采购，是大茶商力所不及的。另外，边茶须经藏商转运藏区销售，所以商业环节比内销茶尤多，据民国初调查，南路边茶商贸环节有六： 茶农→茶贩→营运人→茶店→锅庄→藏商→小藏商→消费者 由于商业环节过多，加上长途运输，以致康定和拉萨的茶叶价格，相差二十倍以上。“炉茶市价一钱三分，至藏须购至二两五六钱”这种情况使川茶在西藏与印茶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在各地茶商中，地方行会的影响也很大。雅安有川邦、陕邦之分。邦会之间相互闭关自守，封锁经济情报，在利害悠关时便“以邻为壑”，力图坑害对方。“但在内部之间，彼此在业务上仍然各不让步，互相竞争。那怕表面上朝夕过从，经常往还，而自己的‘生意经’决不轻易泄漏”。 5
康定的“锅庄” 藏汉民族之间因语言的不同，进行直接交易有一定困难，因而在汉藏民族贸易中形成一种中介商人，沟通商业信息和汉藏商之间的贸易，这就是“锅庄”。 锅庄是康定特有的行业。据说锅庄一词，源于藏语“古曹”意为“贵族代表”。可表明其身分来自贵族或统治者的代理人。历史上康定四十八家锅庄。经考证，他们大多来自明正土司的大小管家。专门为土司掌管经济、商贸、放牧、养猪、种菜、差徭、歌舞，可见锅庄的先辈为明正土司的家臣，来自不同的领地，迁入康定为明正土司掌管一方面的事务。清代以来，随着清王朝直接在康定设官治理、汉藏贸易速速发展，打箭炉成为川藏交通的枢纽，汉藏贸易最繁盛的市场。汉藏商人、军民云集这里，锅庄业也应运而生了。原来明正土司的家臣，他们长期居住这里，与汉族有较多交往，熟悉汉藏语言，加以拥有宽敞的房舍，如包家锅庄住房达近千平方米，可作藏商食宿之用。随着土司家族衰落，他们的职能也就逐渐转化为汉藏贸易的经纪人了。 所以“锅庄”又类似内地的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货栈。而到康定贸易的藏商分别与各家锅庄有着稳定的主客关系，并不自由选择。如邓科、德格、白玉的藏商必须住白家锅庄；瞻对藏商必须住王家锅庄，呷洛藏商必须住木家锅庄等，除非该锅庄破产歇业。即令暂时歇业，一旦重新开张时，原来的主客关系又予恢复。其次，藏商在康定经商时期，其食宿均由锅庄主人负责供给，不计费用，主客犹如一家，关系十分亲密。再次，藏商销售土产和购买茶叶等活动，均委托锅庄主人与汉商交易，成交后，锅庄主人按总金额收2～4%的“退头”（即佣金），由于藏商的营业额往往数万藏元，锅庄的收入亦十分可观。而康定茶商要争取买主，也千方百计巴结锅庄主人，没有锅庄主人的牵头，茶商将一筹莫展。这就构成茶商与锅庄的密切联系，有的甚至互相通婚，建立姻亲联系。 民国时期，随着民营边茶业的衰落，一些锅庄主人或因病死绝嗣；或因火灾破产，或因不善经营，先后倒闭歇业，到1938年，康定已仅有13家锅庄继续营业。1950年也只有24家锅庄还留在康定（见附录）。 在历史上，川藏线沿途以边茶为主要商品的藏汉贸易，绝大多数是藏商通过“锅庄”这一中介来完成的，因而“锅庄”对沟通汉藏经济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6
边茶贸易中的“仓” 考察的过程中，经常听到人们提到“邦达昌”，“三多昌”的名字，后来得知，所谓“昌”，即是藏语商号之意，“邦达昌”就是邦达商行。其主人是芒康一家知名的大商家，是一个从马脚子起家的商人，叫不疑江，达赖十三世曾亲授其“捆商”特权，专利羊毛、黄金，其他人不得经营。他除经营黄金羊毛以外，还经营茶叶、藏红花、药材、珠宝、绸缎、布匹以及英印商品，其势力扩大到内地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昆明甚至印度加尔各答等。据称在西藏是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有财产千万以上。 除了这些具有雄厚实力的大藏商以外，大多数藏族商人以经营茶叶为主。他们的活动关系着边茶业的盛衰。西藏的商人拥有的第一桶金大多是假朝贡之名，行经营边茶之实而赚到的钱开始的。商人在藏族社会，有特殊的社会地位，藏语称为“充本”，具有官员之意。这些专门经营商贸的“充本”即官商，他们资金雄厚、垄断藏区的商贸，其商驮可以利用特权，征集乌拉运输，实力甚强。清末驻藏官兵的饷银，常常依赖官商从打箭炉汇兑至拉萨；在粮饷不济时并向藏商借贷。 此外，四川康巴地区的藏商还有寺院商、土司（头人）商、以及藏民商三种。前者资本雄厚、势力强、大金寺、理塘寺都以经商显赫于世、控制当地经济命脉。土司、头人商多以派差的方式，任命富裕农牧民为“谢根尼巴”（藏语总管家）、由主人提供商业资金、不论盈利与赔本、“谢根尼巴”每年必须向主人缴纳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润。土司经商实际上是剥削藏民的另一种形式，是商贸上的乌拉差、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土司商的包利制度有时使农牧民倾家荡产，但亦有不少人因之获利。 此外，寺院商利用宗教影响和封建特权牟取高额利润。他们资金雄厚、实力强大、贩运茶叶等物、动辄以数百或千驮以上，凭借他们的宗教影响和武装护卫，在深山峡谷、“夹坝”（指抢掠者）出没的地方，能顺利地越过各种障碍。在寺院商收购农牧民的产品中，他们利用山区闭塞、交通不便的特点，压级压价，进行不等价交换。他们运回的茶叶百货等商品，有时甚至采取高价摊销给农牧民的办法，索取高额利润。 资料表明，1950年以前康定塔公牧场每百斤羊毛只能换取茶叶1.6包（每包16～18斤），全国解放以后每百斤羊毛可换茶叶5.1包，茶毛比价提高两倍多，说明寺庙商之利欲熏心。 1937年以前，藏商主要运出黄金、白银到康定购买茶叶，所运的土特品也销售给其它商号换回黄金白银后再与茶号交易。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藏区的土特产难于外销，藏商由印度运入大量香烟、百货等商品，在康定赊销给各商号，作为茶叶的预购定金。不少藏商及边茶商又沦为英印物资的走私者。 7
边茶贸易中的行帮 明清时期，由于实行“引岸制”，川茶产区各地茶商均向政府承领引票营业，便选出“商头”，“会首”，由他们与政府联系有关茶业问题，这便形成了茶业行帮。在川茶的主要产销地区，因不同的地区集团出现“陕帮”、“川帮”、“河南帮”等。 在主要产区，茶商除了主业之外还兼营原料采购，包装运输，直到打箭炉市场销售。这便需要雄厚的商业资本和经营管理网络，所以在明朝中叶四川茶区便出现茶业资本的萌芽。如松潘“丰盛合茶号”即拥有资金四十万两银，在雅安拥有十万两以上资金的茶号亦非少数，总之茶商在当地是富甲一方的商人。 “陕帮”、“川帮”在商业的内部组织和经营管理方面各具特色，一般说来，陕帮较为完整。 陕帮的资本所有者称为“财东”，“财东”将资产业务全权交给“掌柜”（总经理）负责，自己当“跷足老板”从不过问业务。在企业内部，分“师”、“相”、“大”、“娃”四个等级：“掌柜”、“大柜”、“二柜”、“脚柜”均属于“师”一级，由“掌柜”负责全局，大柜、二柜为副经理，脚柜负责会计和总务；“相”大概相同于企业各部门的负责人，如科股长之类；“大”即为普通职员；“娃”即为学徒。制茶作坊则雇有工头，负责制茶技术和监督工人生产，此外架师、编匠以及制茶工人都是临时雇用，属季节工。 陕帮在利润分配上作法是年终结算赢利，财东占一半，其余所有职员占一半，按股分红。但职员的分红均计入股金，不能提走，借以使其终生为商号效劳。陕帮学徒多来自陕西，学徒期限为七年，在学徒期间无工资，平时只供给食宿、理发、医药费，七年期满后可给来往路费回陕探亲，然后升为职员。 川帮茶号均由财东自任经理，全力管理企业业务。即使聘有的经理，也只起助手作用。川帮的利润分配并无一定规章，多由企业主自己决定，年终时依据职员的级别给予奖金。川帮职员的工资有月薪和年薪，金额由企业主与职员议定，并无一定标准。 解放前各路茶商云集康定，陕邦、川邦、滇邦共有73家，据1930年统计康定有茶号37家，雅安14家，荣经8家，天全12家，名山2家。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插手边茶业，民族资本日益衰落，康定的边茶市场亦日渐萧条。 8 结
论 ⑴
四川边茶是西藏及邻近藏族地区人民“旦暮不可缺失”的生活必需品，川茶从两千年前开始就扮演“国饮”角色。 ⑵
恶劣的自然、交通条件与迫切的边茶需求铸成两千年连绵不断的崎岖川藏古茶马路。 ⑶
四川边茶贸易是我国最早商业资本的萌芽。 ⑷
边茶贸易带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 ⑸
“锅庄”和“行帮”在促进藏汉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
1950年康定锅庄调查
资料来源：康定税力局1950年8月17日调查（转引自《以茶叶为中心的藏汉贸易概况》第44、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