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羽与杭州

——兼与赵大川等先生商榷

摘要  本文认为，陆羽一生游历之处甚广，其到过余杭县是有可能的，但他不可能隐居余杭苎山、吴山。陆羽曾数度到过杭州，特别是于唐德宗贞元中遍游武林诸山，并写下《灵隐天竺二寺记》。

关键词   陆羽  杭州  余杭  茶记  茶经 

赵大川等先生近年来先后撰写了系列论文《茶圣陆羽在余杭著〈茶经〉考》（《农业考古》2002年4期）、《陆羽在余杭著〈茶经〉的依据》（《农业考古》2003年4期）、《陆羽与杭州》（《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22——2004第三届法门寺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专号》，论及陆羽与余杭及杭州的关系，颇多新见。但在细读之余，对其中的一些论点、论据存有疑惑。本着求真务实、百家争鸣的精神，现提出与赵大川等先生商榷，并求证于方家。

一  关于陆羽乾元元年到杭州见证道标竞选灵隐寺主持

赵文说：“陆羽于乾元元年（758）来到杭州。乾元元年，杭州灵隐寺竞选主持和尚，‘试通经七百纸者，得度师首’，和尚道标中选。明万历《钱塘县志》载，‘陆羽目为道标梵僧名之威凤云’，指的就是这件事”，“唐乾元元年（758）来到杭州，见证和尚道标竞争成为灵隐寺主持”，“唐乾元元年（758），灵隐寺公开竞选主持和尚，‘试通经七百纸者，得度师首’，能精通七百卷佛经者，将成为主持，和尚道标中选”，“明万历《钱塘县志》之‘道标’条目，末尾有‘陆羽目为道标梵僧名之威凤云’，是指陆羽见证道标竞选灵隐主持这件事，证实陆羽于乾元元年，即758年来到杭州。”（以上俱见《陆羽与杭州》）

赵文所说“道标竞选灵隐主持”，依据是明万历《灵隐寺志》之“道标”条目中的“试通经七百纸者，得度师首”这句话。赵文所说“陆羽见证道标竞选灵隐主持”，依据是明万历《钱塘县志》之“道标”条目末尾的“陆羽目为道标梵僧名之威凤云”。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赵文不仅断句有误，理解更是有误。且看《灵隐寺志》原文：“道标法师，姓秦，富阳人。七岁时，有高僧摩其顶曰：‘此子目秀如青莲，得非释氏威凤耶。’遂出家，事灵隐白云峰海公。肃宗乾元元年，试通经七百纸者得度，师首中选。后习毗尼，有高行，往南天竺结茆峰西号西岭草堂。尤善诗，与皎然、灵澈齐名，时人语曰：‘霅之昼，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杭之标，摩云霄。’杭人尊之，呼西岭和尚，又称为僧中十哲。李吉甫、韦皋、孟简皆心交物外，分契尘中。长庆三年示寂，寿八十四，葬本山，塔今无考”。而《钱塘县志》原文：“受具后说戒六坛，积施置田，收万斛粟，藏而供众。每飞章寓韵，乐府采声，所谓‘杭之标，摩云霄’者也。时词人与之分契，陆羽目为‘道标’，梵僧名之‘威凤’云。”

明万历《灵隐寺志》和《钱塘县志》之“道标”条目是节取自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五明律篇第四之二《唐杭州灵隐山道标传》。但《灵隐寺志》中的“又称为僧中十哲”，则为附会，是错将东晋时的高僧鸠摩罗什弟子“十哲”之一的道标当作唐时灵隐寺道标。

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中，不惜采取卖官鬻爵和纳钱度僧尼、道士的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以供军需。《佛祖统纪》卷四十载：“帝在灵武，以军需不足，宰相裴冕请鬻僧、道度牒，谓之香水钱。”又《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于丁酉（至德二年，757）年记：“敕五岳各建寺庙，选高行沙门主之，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万余人。进纳自此而始。”所谓“纳钱度僧尼、道士”，就是由政府向僧尼、道士卖度牒。因为唐代僧尼出家必须由尚书省的祠部发给度牒，作为得到政府允许出家的合法证明。僧尼凭度牒可以免除徭役，但为防止人们为避徭役而纷纷出家，所以又加试经，即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对经义的理解才可得度为僧尼，故唐肃宗于至德二年诏“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

据《宋高僧传》，道标幼时便“神清气茂”，七岁时，遇一高僧，高僧摩其顶曰：“此子目秀如青莲，得非释氏威凤耶”，也就是明万历《钱塘县志》之“道标”条目末尾的“梵僧名之‘威凤’云”，只是不知“大沙门”、“高僧”何以变为“梵僧”？道标之父应高僧之请，遂允其出家。道标先师事灵隐山白云峰海和尚，成为小沙弥。恰逢至德二年诏“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师首中选”，是说道标是灵隐寺第一个通过试经而成为国家承认的比丘，而不是如赵文所说的“道标竞争成为灵隐寺主持”。按《灵隐寺志》所记“长庆三年示寂，寿八十四”来推算，道标当生于开元二十八年（740），至乾元元年（758），不过十九岁，且未受具足戒，未取得僧籍，岂能当住持？

道标虽然得到政府颁发的度牒，但依佛教戒律，必须受具足戒才能成为比丘，获得僧籍。沙弥只须奉行十戒，而比丘奉行的具足戒，依《四分律》，有二百五十条，因与沙弥、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戒品具足，故名具足戒。受具足戒简称“受具”，所以明万历《钱塘县志》之“道标”条目称其“受具后说戒六坛”。道标受具足戒，依《宋高僧传》，是于“永泰初受具品于灵光寺顗律师”，那是在765年。道标得到国家发给的度牒后配在天竺寺，研习戒律，成为著名的律僧，《宋高僧传》称“凡度人戒计六坛为众紏绳，经一十二载”，他在十二年中六次登坛为僧尼授具足戒。即《灵隐寺志》“师首中选。后习毗尼，有高行，往南天竺”，《钱塘县志》“受具后说戒六坛”。

道标于唐德宗贞元中（795年前后），在西岭下结茅堂，屏息僧务，修心养气，究心于诗文。其诗文才华与湖州皎然、绍兴灵澈齐名，江表一带谚云：“霅之昼，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杭之标，摩云霄。”道标与相国李吉甫、大司空严绶、右仆射韦皋、礼部侍郎吕渭、滑毫节制卢群、襄阳节制孟简、同州刺史李敷、浙东廉使贾全、中书舍人白居易、隋州刺史刘长卿、户部侍朗丘丹、外郎裴枢、秘阁严维、常州释元浩、润州释南容、金华释干辅、吴门释光严、上都释智崇等，心交尘外，分契林中。《灵隐寺志》所谓“李吉甫、韦皋、孟简皆心交物外，分契尘中”，《钱塘县志》所谓“时词人与之分契”。道标与皎然、灵澈齐名，是三人皆为僧人而又具文才，非是如赵文所说的“三大禅师”。在《宋高僧传》中，道标、灵澈作为律师入传，皎然则禅、律兼修，师从灵隐寺守直律师。《灵隐寺志》卷三上“皎然”条目：“皎然，清昼律师，……”，以律师目皎然。

可能是因为皎然的原故，陆羽结识了道标，并评之为“道标”。据《宋高僧传》：“又景陵子陆羽云：夫日月云霞为天标，山川草木为地标，推能归美为德标，居闲趣寂为道标。名实两全，品藻斯当”。“居闲趣寂为道标”，一语双关，此即明万历《钱塘县志》之“道标”条目末尾的“陆羽目为‘道标’”，并非如赵文所说的是陆羽“见证和尚道标竞争成为灵隐寺主持”。

事实上，并不存在“杭州灵隐寺竞选主持和尚”、“道标竞争成为灵隐寺主持”事，更不存在陆羽“见证和尚道标竞争成为灵隐寺主持”事。因此也就不能证明“陆羽于乾元元年（758）来到杭州”。

二  关于陆羽隐居余杭苎山写出《茶记》

赵文说：“陆羽在上元初的上半年，即760年上半年隐居苎山，写成《茶记》一卷”（《茶圣陆羽在余杭著茶经考》）。对于上元初陆羽隐于苕溪，或结庐于苕溪之滨，大家并没有什么异议。关键是苕溪究竟是指湖州还是指余杭？赵文认为：“陆羽隐居苎山，自称桑苎翁，最早的记载来自南宋《嘉泰吴兴志》谈志十八“桑苎翁”之条目。但查遍《嘉泰吴兴志》所有的条目，查遍以后的湖州府志，以及湖州的古地图，湖州均无苎山的地名。我又把目光投向杭州，无论在古籍上，还是在古地图上，杭州的古籍多处出现‘苎山’的字样”（《茶圣陆羽在余杭著茶经考》）。

《嘉泰吴兴志》谈志十八“桑苎翁”条目记：“唐，陆羽，字鸿渐。初隐居苎山，自称桑苎翁，撰茶经三卷。……”这是关于陆羽隐于苕溪之外的明确初隐地点，值得慎重考证。但如说苎山在杭州余杭，则还有如下一些疑问：

第一，苎，当指苎麻。苎山，当指种植生长苎麻的小山、丘岗，是个小地名。苎山之名在湖州、杭州一带应有许多，只是不全见载于方志。不载于方志，未必湖州就无苎山的地名。另外，《嘉泰吴兴志》初版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距唐上元初有四百四十年，又焉知在唐与北宋时湖州无苎山？

第二，“初隐居苎山，自称桑苎翁”，似乎“桑苎翁”之号源于陆羽隐居苎山，其实不然。陆羽在桑苎翁之号外，还有竟陵子、东岗子等。竟陵子的由来当是因为陆羽的籍里是复州竟陵，而东岗子则是陆羽曾寓居东岗。关于东岗在何处，有说在湖北竟陵，有说在江西上饶。“子”是男子的美称，但“翁”应是上了年纪。“翁”不说应过了天命之年，起码也应过不惑之年。按通行的说法，陆羽生于开元二十一年（733），上元初（760），陆羽不过27岁，连而立之年都未达的青年，焉有称“翁”之理？“桑苎翁”，当是其晚年的自号。皎然《寻陆鸿渐不遇》诗有“移家虽带郭，野径通桑麻。”郭乃外城，说明陆羽新家是在城郊，门口的小径可通向桑田麻地，所以以“桑苎翁”自号。也许陆羽自己就以桑麻为业，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桑苎翁”是陆羽中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有人说陆羽新家就在湖州青塘门外，名青塘别业，青塘别业是大历年间陆羽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营建的。正是陆羽有了固定之家，桑麻之业，所以自号“桑苎翁”。

上元初，无论如何，陆羽不会自号“桑苎翁”。唐李肇《国史补》“陆羽得姓名”记：“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翁。”陆羽浪迹江湖，早年以“竟陵子”名闻当时，《宋高僧传》“唐杭州灵隐山道标传”就有“景（竟）陵子陆羽云”。即便是陆羽初隐苕溪，未决定以湖州为终老之地时，也是以“竟陵子”为号，竟陵毕竟是他的故乡。《太平寰宇记》卷一零七《江南道五·上饶县》记：“陆鸿渐宅在县东五里，《郡国志》云：‘陆羽字鸿渐，居吴兴，号竟陵子，居此号东岗子。”《颜鲁公集》卷五《项王碑阴述》云：“其神灵事迹，具见竟陵子陆羽所载《图经》。”陆羽到上饶是在建中年后，颜鲁公作《项王碑阴述》是在大历十二年五月，可见在建中年以前，陆羽居湖州时还是以竟陵子为号。只是到了中晚年，特别是在有了青塘别业这一固定的生活之地，“移家虽带郭，野径通桑麻”后，才以“桑苎翁”自号。

 “桑苎翁”号与苎山无任何关系，我反倒认为，“初隐居苎山”的由来则是后人附会“桑苎翁”。为何《嘉泰吴兴志》不在寓贤、艺术、义行等人物传中记载陆羽，仅在“谈志”中出现？恰恰证明此条的不可靠，系附会臆造。该条除了“初隐居苎山”外，其余内容均抄自他书。其实，中国的方志往往不是十分可靠。如上文所指出的，《灵隐寺志》将晋道标附会为唐道标，《钱塘县志》则将“大沙门”、“高僧”附会为“梵僧”。正因为方志材料可供参考，但不是十分可靠，所以尽管吴觉老、朱自振先生早就分别编辑出版了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集，但研究者引用参考此两书的却很少。

第三，众所周知，陆羽一生独身一人，到处漂泊，常寓佛寺道观、官舍驿站，所到之处全赖师友周济，如李齐物、邹夫子、崔国辅、皎然、颜真卿、裴胄、姚钦、萧公瑜、李兼、李复等。赵文论证，苎山“在今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仙宅村苎山桥一带”，离余杭县治约有十多里，周围是农田。苎山倒是隐居的好地方，但是其地无著名寺观，又无名士高僧，初来乍到的陆羽如何生存？寄居何处？总不能终日乞讨为生吧。在陆羽的友人中，无一人与余杭苎山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苎山客观上不符合陆羽生活的条件。《陆文学自传》讲得很清楚：“至德初，秦人过江，予亦过江，与吴兴释皎然为淄素忘年之交”，“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陆羽是因为与皎然结交而寓居湖州的，陆羽“结庐于苕溪之滨”是在湖州。

第四，赵文说：“几乎中外所有的陆羽研究者无一例外，一致认为陆羽在唐上元年间，即公元760—761年写成《茶经》”（《茶圣陆羽在余杭著茶经考》）。因陆羽先撰《茶记》后著《茶经》，故而赵文认定“陆羽在上元初的上半年，即760年上半年隐居苎山，写成《茶记》一卷。”但据笔者所知，《茶经》的成书，有乾元年、上元年、宝应年、广德年、永泰年、大历年、建中年、贞元年多说，至今没有定论。上元年著《茶经》，只是一家之说，仅凭此似乎证据不足。

第五，“初隐居苎山，自称桑苎翁，撰茶经三卷”，这也可以理解为对陆羽一生的描述，那么，这句话就可以理解为“初隐居苎山，（后）自称桑苎翁，（后）撰茶经三卷”，隐居、称翁、著经可以不同时，可以不在一地。

三  关于陆羽在余杭双溪陆羽泉写成《茶经》

赵文说：“上元元年十一月，即公元760年11月，陆羽原想再写就《茶经》，却发生了‘刘展之反’的动乱。……余杭又屯兵，只能隐居到在唐时还相当隐蔽的余杭吴山双溪路侧陆羽泉。外面战事频繁，陆羽积累了大量笔记已写出了《茶记》一卷，‘阖门著书’写出《茶经》三卷，这才是史称的‘更隐苕溪’。”（《茶圣陆羽在余杭著茶经考》）但是这一说法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赵文将“更隐苕溪”理解为第二次隐居苕溪。如按赵文所说推论，陆羽上元元年上半年隐居余杭苎山是第一次，上元元年十一月后因刘展之反隐居余杭吴山双溪是第二次，每搬一次家算隐居一次，那么其后到湖州，应有三隐四隐苕溪。其实，“更”字只是强调语气，并非又、再之意，更隐苕溪也即隐苕溪，且所隐是湖州的苕溪。

第二，赵文认为刘展之反是陆羽“更隐苕溪”，从苎山到双溪的原因。从刘展叛反到被平，时间不足三月。且屯兵余杭的是官军而非叛军，余杭境内没有战事。所以说，刘展之反不足以促成陆羽的更隐。

赵文又说：“他在《陆文学自传》中写道：‘刘展窥江淮，作《天之未明赋》’。也就是说，陆羽在刘展窥视江淮未起兵时，即公元760年底前，陆羽就深有感受，写就了《天之未明赋》。”其实，并非陆羽未卜先知，而是在刘展反叛后，湖州失陷，陆羽当时身在湖州，有感而发，故作《天之未明赋》，时间约在上元元年末至上元二年初。“刘展窥江淮”，是说刘展叛反，妄图割据江淮，叛迹已显，非刘展未起兵之时。

第三，赵文认为，“大约在上元二年夏秋之交，即761年应皎然之邀去湖州”。那么就意味着陆羽在双溪也仅有半年时间，并撰著了《茶经》三卷。《茶经》内容广博，体系完整，是陆羽之前的中国古代茶学的总结。这部书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非短时间所能完成，也不是一稿、两稿所能完成。特别是“七之事”、“八之出”涉及的资料多、产地广，以其年龄、学识、所处环境条件的限制，无法写出。如同苎山，吴山双溪的环境同样不适合陆羽的流寓生活。吴山偏僻，无友人资助，陆羽的食宿无法解决。

第四，赵文论证陆羽在双溪著《茶经》，依据的是清嘉庆戊辰版的《余杭县志》。在第二十八卷之“寓贤传”中有“陆羽”条目，其中云：“吴山双溪路侧有泉，羽著《茶经》，品其名次，以为甘冽清香，堪与中泠、惠泉竟爽（旧县志）。”就此段文字来说，不乏道听途说的成分。

首先，“羽著茶经，品其名次”，所谓陆羽在《茶经》中品评双溪泉就是子虚乌有。相传陆羽曾著《水品》或《泉品》，评品天下名泉名水，但惜不传，唯张又新《煎茶水记》中记有陆羽评定天下二十水。《水品》或《泉品》也许有记载，但陆羽《茶经》中无具体的评泉内容，更无关于双溪泉的记述。

其次，陆羽评水，以庐山康王谷谷帘水为第一，刘伯刍才是以中泠水为第一，所以，陆羽不会评双溪泉“堪与中泠惠泉竟爽”，当是后人的捏造。

再次，此段文字在于说明陆羽品评双溪泉，虽说“羽著茶经”，但并没有认定陆羽在双溪著《茶经》。

《余杭县志》第十卷山水有“陆羽泉”条目，“陆羽泉在县西北三十五里吴山界双溪路侧，宽二尺许，深不盈尺，大旱不枯，味极清冽（嘉靖县志）。唐陆鸿渐隐居苕霅，著《茶经》其地。常用此泉烹茶，品其名次，以为甘冽清香，中泠、惠泉而下，此为竟爽云（旧县志）。”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层垒造成的古史说”，是说对于历史现象和事件，后人的描述往往比前人更具体和详细，这其中当然不乏穿凿附会。对于陆羽研究，同样也存在这种现象。旧县志原来仅说“羽著《茶经》，品其名次”，后来一下就变成了“唐陆鸿渐隐居苕霅，著《茶经》其地。常用此泉烹茶，品其名次”。原来无名的双溪泉后来也变成了陆羽泉。“著《茶经》其地”，是在苕霅，还是在双溪，也是语焉不详。

陆羽一生游历之处甚广，其到过余杭吴山双溪，品尝过双溪泉是有可能的，就是凭传说称之为陆羽泉以纪念陆羽也未尝不可。但到过和隐居是不同的概念，陆羽是不太可能隐居余杭吴山双溪的，更无证据证明陆羽在吴山双溪著《茶经》。

四  关于杭州历代名流诗作中的陆羽著《茶经》

赵文说：“从杭州太守苏东坡、洪武进士夏止善、民国余杭学者孙绍祖都认为陆羽隐居余杭著《茶经》。”（《茶圣陆羽在余杭著茶经考》）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看事实是否如此。

第一，赵文在引用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八“安平泉”条目苏东坡诗“策杖徐徐步此山，拨云寻径兴飘然。凿开海眼知何代，种出菱花不记年。烹茗僧夸瓯泛雪，炼丹人化骨成仙。当年陆羽空收拾，遗却安平一片泉”后得出结论，“苏东坡的诗直接点到陆羽，‘当年陆羽空收拾，遗却安平一片泉’。我们可以理解，陆羽当年在杭州余杭汲泉、烹茶、评泉著作茶经，怎么这么好的安平泉会遗却掉？”（《茶圣陆羽在余杭著茶经考》）《咸淳临安志》“安平泉”的记载原出吴自牧《梦梁录》。然而，这尾联两句诗的意思，是说陆羽品评天下名泉名水，却遗却了安平泉这样的好水。这是文人的文学夸张，旨在赞美安平泉。如果换成玉泉、趵突泉之类，也同样可以。所以，仅凭苏轼此诗不能证明陆羽在余杭吴山汲泉、烹茶、评泉，著作茶经。

第二，赵文在引用清《嘉庆余杭县志》卷八山水“夏止善径山雪霁二首”诗“篮舆忽度翠微关，行尽双溪上径山。日月连珠从地转，蓬莱浮玉倚天看。龙飞凤舞千支袅，越北吴南两乳盘。雪水隐应仙品试，茶经仍向石林删”后说：“雪中上径山，高处不胜寒，这环境，这意境，诗人在‘行尽双溪上径山’中不由地联想起‘茶圣陆羽’在双溪陆羽泉写的‘茶经’的情景，端座在径山寺，面队群峰石林，品试着雪水烹煮的径山茶，其味无穷，连当年陆羽写就的《茶经》仍需要删改啊！”（《茶圣陆羽在余杭著茶经考》）陆羽《茶经》仍需要删改不错，但为何要修改？因为陆羽《茶经》仅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未及雪水。且《煎茶水记》记陆羽评定天下二十水，雪水最末。而夏止善却认为雪水优异，宜试仙品茶，故而《茶经》应该修改。更何况，诗中并无陆羽在双溪陆羽泉写《茶经》的意思。

第三，赵文引用今人孙绍祖的“苎泉怀古”诗，认为“抒发着他对茶圣陆羽在余杭双溪陆羽泉著作《茶经》名垂青史的怀念”（《茶圣陆羽在余杭著茶经考》）。但是，我们从序文“苎翁泉，俗呼陆家井。唐隐士陆羽自号桑苎翁，著有‘茶经’传世。隐居将军山麓之泉畔，详载‘余杭县志’”中读不出有“陆羽在余杭双溪陆羽泉著作《茶经》”的意思。所引孙绍祖的五首诗，只能表明是题咏陆羽泉或苎翁泉，也无半点“陆羽在余杭双溪陆羽泉著作《茶经》”的意思。

其实，孙绍祖依据《余杭县志》陆羽泉的传说，题咏陆羽及陆羽泉，这本是文人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不是史家笔法。苏东坡的《赤壁赋》可谓脍炙人口，然苏翁所赋并非真正的赤壁。

五  关于陆羽四度到杭州

“陆羽于乾元元年（758）来到杭州。……陆羽后又于公元763—764年，公元771—773年三度来杭，为杭州写下《武林山记》、《灵隐天竺二寺记》、《道标传》”（《陆羽与杭州》）。

第一，陆羽于乾元元年（758）第一次到杭州，系子虚乌有的事，论证已见前面。

第二，赵文说：“‘下竺灵山教寺’在765年前称‘南天竺’。765年后，称‘下竺灵山教寺’，也称‘下天竺’。陆羽记云：‘南天竺、北灵隐’，由此考证，陆羽在公元763—764年来到杭州，写下《灵隐天竺二寺记》”（《陆羽与杭州》）。

然而，南宋《咸淳临安志》卷八十“景德灵隐寺”条原记：“灵隐、天竺两山由一门而入。陆羽记云：‘南天竺、北灵隐’。”陆羽所称南、北，也可指山。两山由一门而入，南边为天竺山（似乎天竺山又分为上天竺山和下天竺山），北边为灵隐山。即便765年后，天竺寺改称“下竺灵山教寺”，后人袭用旧称也未尝不可。守直律师于大历五年（770）灭度，皎然为其作《唐杭州灵隐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铭并序》，仍袭用“天竺寺”。更何况“下竺灵山教寺”，简称“下天竺寺”、“下竺寺”、“天竺寺”、“下天竺”、“南天竺”也是可以的。

其实，南宋《咸淳临安志》卷八之“醴泉”条目有：“陆羽寺记，大历六年，忽出醴泉，酌之疗疾。” “醴泉”条所引“陆羽寺记”，当是陆羽的《灵隐天竺二寺记》。“景德灵隐寺”条所引“陆羽记云”，亦当是陆羽的《灵隐天竺二寺记》。其记“大历六年”事，则《灵隐天竺二寺记》断不会写于大历六年（公元771）前。所以，不能凭此证明陆羽于公元763—764年第二度来杭州，写下《灵隐天竺二寺记》。

第三，赵文说：“南宋《咸淳临安志》卷八之‘醴泉’条目，写道：‘陆羽寺记，大历六年，忽出醴泉，酌之疗疾，又有卧犀泉。’‘醴’是甜美泉水的意思。大历六年，为公元771年。史载，大历六年（771），陆羽曾经杭州赴采越江茶，……”（《陆羽与杭州》）

“大历六年，忽出醴泉”，并非一定是陆羽亲见，可以是寺僧的叙述，后来的追记。凭此并不能肯定陆羽于大历六年（公元771）第三度来杭州。

第四，赵文说：“大历八年（773）春，大理卿卢幼平奉诏祭会稽山，邀陆羽往山阴（绍兴），鉴定‘古蓝亭石桥柱’。所以，陆羽在771、773年又两次来过杭州，并为杭州写下《武林山记》、《灵隐天竺二寺记》。”（《陆羽与杭州》）

然而，《全唐文》卷九一七及《皎然集》卷四有皎然《兰亭古石桥柱赞》序云：“山阴有古卧石一枚，即晋永和中兰亭废桥柱也。大历八年春，大理少卿卢公幼平承诏祭会稽山携至，居士陆羽因而得之。生好古者，与吾同志，故赞云。”《全唐诗》卷八一六又有皎然《同诸公奉侍祭岳渎使、大理卢幼平自会稽回，经平望将赴于朝廷，期过故林不至》诗。卢幼平大历初年曾任湖州刺史，卢幼平在湖州时与皎然、陆羽有交往，并在一起赋诗联句。所以，大历八年春，时任大理少卿的卢幼平承诏祭会稽山时，得兰亭废桥柱一块，携至乌程平望驿，经平望驿还朝。皎然、陆羽等人至平望驿看望卢幼平并邀请其重返湖州，但卢幼平未能再返湖州，而是将兰亭废桥柱转赠陆羽。之所以送给陆羽，一是陆羽好古，二是陆羽正在筹建青塘别业，石柱或许还能派上用场。

由上可知，大理少卿卢幼平奉天子诏祭会稽山，是国事公务，他不能擅自邀陆羽同去。即便是陆羽去了山阴，但却无随卢幼平去杭州的任何文字记载。因此，陆羽773年第四度到杭也是查无实据。

六  结论：陆羽与杭州

研究陆羽，首要的资料是与陆羽有过交往的人的材料，其次是陆羽同时代人及唐代人的材料，再次是五代及北宋人的材料。北宋以下，一般只能作旁证材料。年代越晚的材料越不可靠，价值越小。试想，千年之后的材料，能用作千年之前事情的证据吗？

陆羽一生到过许多地方，湖州、杭州、越州、常州、苏州、润州更是陆羽常去的地方。陆羽游历甚广，其到过余杭苎山、吴山是有可能的。从陆羽所作《武林山记》、《灵隐天竺二寺记》来看，陆羽到过杭州是无疑的。但陆羽一生几度到杭州，分别在什么时间，是匆匆而过，还是寓居杭州一段时间，已难以考定。

《宋高僧传》卷十五《唐杭州灵隐山道标传》：“贞元中，以寺务克丰，我宜宴息，乃择高爽得西岭之下，葺茅为堂，不干人事，用养浩气焉。标经行之外尤练诗章，辞体古健比之潘刘。当时吴兴有昼，会稽有灵澈，相与酬唱递作笙簧。故人谚云：‘霅之昼，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杭之标、摩云霄。’……又景陵子陆羽云：‘夫日月云霞为天标，山川草木为地标，推能归美为德标，居闲趣寂为道标。’名实两全，品藻斯当。尔后声价轶于公卿间。”道标前番以律师知名，但于贞元中以后，栖灵隐西岭草堂，不干人事，究心诗章，与皎然、灵澈齐名。陆羽之评道标、游灵隐、天竺，当在贞元中。

《宋高僧传》卷二十一《唐杭州灵隐寺宝达传》：“以其陆鸿渐贞元中多游是山述记，记达师节俭而明心之调度也。”“陆鸿渐贞元中多游是山述记”，也说明陆羽贞元中游灵隐山，且作述记，述记当为《灵隐天竺二寺记》。

由此可知，陆羽晚年从岭南、湖南返回湖州后，曾于贞元中遍游武林诸山，其与道标、宝达的交往也当属此时。

然而，陆羽一生绝非仅贞元中到过杭州，其在贞元以前到数度到过杭州更是可能，只是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罢了。

参考文献

1、（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1987年

3、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

4、周志刚：《陆羽年谱》，《农业考古》2003年2、4期

5、钱时霖：《再论陆羽在湖州写〈茶经〉》，《农业考古》200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