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经济史学的中国情结（论文系列）

 金  凡

【论文论题】

茶：经济史学的中国情结

 

【论文摘要】

在近两千年的世界经贸往来中，茶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中国茶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经济圈传播文明、交流文化，经济学家从中外贸易揭示很多有趣的经济学现象，这些学说后来构成了近现代经济学的主体。通过追溯“中国茶经济”的渊源，我们看到了一个兼具历史韵味和现代气息的生动的经济产业。

 

【关键字】

茶、中国、经济

 

【正文】

 

打开茶文化的宝库，细数茶的经贸角色，茶文化史就是一本简明经济学史。这种中西方跨产业的研究是非常有趣的，其结果也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中国茶文化的二次复兴将预示着中国经济历史性的再度崛起。

 

四次经济高潮与提神饮料

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已经历过四次经济发展高潮。第一次经济高潮出现在古代农业革命时代，发展策源地为中国、印度和埃及，即广泛意义上的四大河域文化地区。

第二次经济高潮出现在法学史上称为“古典国度”时期，代表经济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王朝），后期在中东阿拉伯民族经济崛起。

第三次经济高潮亦称“工业革命”，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创工业现代化先河，早期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荷兰，中期有英国、法国、德国，后期有英国、日本等一批资本主义国家竞相高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第四次经济发展浪潮，即众所周知的“知识革命”，起源地是在北美的硅谷地区，尔后扩散了东南亚和欧洲，渐次发展成全球化的潮流。

已经有无数人研究过这段经济史学，但是如果你熟悉软饮料的产业史，尤其是无酒精饮料的传播，并将两者相互印证，我们可以发现一条十分清晰的经济文化扩散路径。而中国茶，在这条经济的康庄大道上曾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切入经济史学研究。很多经济史学研究都谈到一个规律：每次经济高潮都会带动出一大批典型的经济消费品，例如知识经济我们谈论电脑、手机和网络，工业社会人们熟悉的有发动机、手表和电，农业社会研究中外经贸的学者就很容易想到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

从秦始皇东海求仙到埃及法老的木乃伊香料，事实上全球在农业社会发展的大部分时期，社会的高阶层都在寻找所谓的“长生不老药”。这种趋势通过中世纪的炼金术延伸到了民间，表现到商业模式，长生之道异化为养生之道，养生又提炼出提神的概念，提神饮料遂应运而生。

东亚农业经济的代表饮料为茶，它出现在东亚农耕社会。中国被公认为茶叶的发祥地。从仰韶文化时代起，中国就有了野生茶树的记载。传说是在公元前2737年，神农氏在一棵野茶树下休息，一阵微风吹落茶树叶，掉落到烧水的锅子里，味道沁人心脾，神农氏饮后精力充沛。由此，便发现了茶。

茶最早被药用。在《神农本草经》一书如下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注：茶原名荼）。公元4~5世纪，茶风靡古中国北方民族，后来伴随着职业分工和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几次人口南北迁移，扩散到了整个东亚大陆。

全球三大无酒精饮料（茶、咖啡、可可）排第二位的是咖啡。咖啡供作饮用开始于十一世纪初，也就是第二次经济高潮。

据说最早的咖啡树是在衣索匹亚发现的。一个阿拉伯牧羊人发现羊群吃了一种常绿乔木的果实之后，都会变得兴奋异常。之后他便拿着这种果实分给修道院的僧侣们吃，人们吃后都觉得神清气爽。该种果实便是咖啡豆。据学者推测，在十六世纪末繁荣的调味料进出口贸易中，咖啡豆从经贸发达的威尼斯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

可可的发现出现在第三次经济高潮前期，被打上深刻的资本主义殖民文化烙印。最早懂得利用可可的民族要数七世纪的马雅人，他们用可可豆制成一种饮料，在宗教仪式中饮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于1502年首次将可可豆带回西班牙（实际上是来自西班牙的殖民者最先发现可可豆）。

 

茶经济扩散

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软饮料文化。此后随着经济扩散，茶叶带着神秘的东方经济文化走向了全球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统一中国后，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而增强。尤其是茶的加工、种植，向东部南部传播。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

西晋人口南渡，北方豪门过长江侨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由于上层社会崇茶之风盛行，使得南方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

进入唐朝以后，茶圣陆羽所著《茶经》流传，总结出“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十个类别，传播中华茶文化。自玉门关往西的丝绸之路也逐渐开通，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经河西走廊源源不断输入小亚细亚，进而传入欧洲。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

值得一提的是，茶叶作为“和平大使”，在中世纪为中华民族与中亚各族经济交往做出重要的贡献。当时中原茶商与西北各部盛行绢马交易和茶马交易，就是用绢匹、茶叶换取良驹。在《山堂考索》中有记载：“彼所嗜惟茶，虽奔风逐电之骏，有所不靳（靳意为顾惜）。”这里的“彼”指的是西北维吾尔民族的先祖。

西藏高原气候干燥，高寒缺氧，茶叶是当地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之一。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携带了大量的茶叶、酒、工艺日用品和工匠，极大地丰富了西藏与中原的交流。

中国茶叶生产以及当时中国经济的鼎盛，逐渐对海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朝廷在沿海的一些港口专门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包括茶叶贸易，准许外商购买茶叶，运回自己的国土。

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从我国研究佛学回国，把带回的茶种栽种在近江（现滋贺县）。815年，日本嵯峨天皇到滋贺县梵释寺，寺僧献上香茶水。天皇饮后非常高兴，遂大力推广饮茶，于是茶叶在日本得到大面积栽培。

宋、元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增加到八九处，陶瓷和茶叶成为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尤其在明代，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郑和七下西洋，游遍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直达非洲东岸，加强了与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与贸易，使茶叶输出量大量增加。

在此期间，西欧各国的商人先后东来，从这些地区转运中国茶叶，并在本国上层社会推广饮茶。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海船自爪哇来我国澳门贩茶转运欧洲，这是我国茶叶直接销往欧洲的最早纪录。以后，茶叶成为荷兰人最时髦的饮料。

荷兰号称“欧洲马车夫”，是工业革命率先崛起的强国。由于荷兰人的宣传与影响，饮茶之风迅速波及英、法等国。1631年，英国一个名叫威忒的船长专程率船队东行，首次从中国直接运去大量茶叶。

清朝之后，饮茶之风逐渐波及欧洲一些国家，成为民间的日常饮料。英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国茶客，人均每天饮茶近四杯。以英国流派为代表，红茶后来居上。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国查理二世，凯瑟琳姿色出众，体态苗条，极为引人注目。据说大婚之日，凯瑟琳指名道姓要喝某种神秘的红色饮料，法国皇后深为妒忌，很想亲口品尝，但被凯瑟琳回绝。法国皇后不甘休，派遣侍卫官潜入皇宫，调查得知原来红色饮料是中国红茶。侍卫官打算偷出部分呈献给皇后，不料事败被捕，成为当时震惊英法的“红茶案”。

1780年，英国和荷兰人开始从中国输入茶籽，在印度种茶。现今，最有名的红碎茶产地阿萨姆，即是1835年由中国引进茶种开始种茶的。中国专家曾前往指导种茶制茶方法，其中包括小种红茶的生产技术。

到了19世纪，我国茶叶的传播几乎遍及全球。西方各国语种“茶”一词，大多源于当时海上贸易港口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字的读音。英语中的“TEA”（茶）是古代厦门方言“茶”的音译，俄语“чад”（茶）是古代中国北方“茶叶”的读音，马来西亚语“TEHKOWH”就是闽南方言“茶壶”。日语的“茶”不仅读音同汉语，还直接借用了汉字。

可以说，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全球茶叶产业的经济策源地。

 

茶之经济学模型

西方经济学推崇定量模型，素来喜欢研究“一般等价物”（马克思语）。随着茶叶走入欧美日常生活，很多经典的模型研究、经济学说主流架构都有茶的影子。也许是成功的经济学家都偏爱茶，大部分提及茶叶贸易的学说后来都成为了主流经济学架构的理论支柱。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于19世纪提出了“比较成本利益”理论和李嘉图模型。李嘉图试图说明，那些同贸易对手相比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在国际交换中何以也能得到利益。李嘉图模型后来成为跨国贸易的经典理论。

他以英国的毛料、葡萄牙的葡萄酒和中国的茶叶三者的两两交易为例来验证自己的经济学假说。英国只擅长生产毛料，三种产品如果在三国各自生产，则英国人为此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购买到。但对英国来说，向葡萄牙出售毛料，用所得款项进口葡萄酒；或者向中国出口毛料，然后用所得款项购入中国茶，就比较合算。因为对于交易双方来说，跨国贸易形成了一种相对的、可比较的成本利益。

李嘉图的实验为贸易一体化做了理论上的铺垫，即越出国界展开无限制的商品交换，会给各国带来更多的福利，造福于所有参加国。

美国经济学者莫尔·霍孙的研究领域集中在金融体系对微观经济的影响。他在19世纪中叶观察了中国茶的交易，发现商品会因为缺乏金融融资支撑而导致“金融抑制”现象。

中国茶叶经茶户制造毛茶后，一般向附近的茶庄出售。茶庄把毛茶销售给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专做茶叶出口生意的“洋庄”。收购期间自立夏至大暑，至多不过两个月，而销售和消费却是常年的。这不仅增大、延长了压库，而且也给资本周转带来了问题。

因此茶商的资本多靠借贷。在金融不发达的旧中国，就靠高利贷款。虽然名义月利为一分五厘，但往往还以加佣、贴磅、补箱、贴现、栈单、回扣、等样、打包、保险等明目扣剋，这些形式的实际贷款成本在统计中是难以反映的。这就造成了商品流通费用比商品本身还要高的情况。

虽然金融不发育对经济各领域的发展都会产生抑制作用，但对茶叶出口这一资金周转十分不均匀，特别依赖借贷的产业，其抑制作用就更为显著。中国茶叶产地价格即使有竞争力，但其离岸价格也失去了吸引力。

北美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提出“边际效用”学说。欲望是无止境的，多种多样的，但每一个别的欲望却是有其限度的。无独有偶，马歇尔也使用中国茶来做试验。

“让我以中国茶这种商品为例，茶是经常需要的，而且能够小量购买。例如，假设某种品质的茶每磅二先令可以买到。一个人也许愿出十先令买一磅茶，每年一次，而不愿终年不喝茶；但是，如果他能不花代价而得到任何数量的茶，他也许一年之中不会耗用三十磅以上的茶。但是，实际上，他也许一年中只买了十磅。”

就是说，买九磅所得的满足，与买十磅所得的满足之间的差额，足以使顾客付二先令的价格。也就是说，一磅二先令衡量了处于他购买的边际或末端或终点上的茶对他的效用；这个价格衡量了茶对他的边际效用，二先令就是他的边际需求价格。

人类的消费本性可用效用递减规律来说明：一物对任何人的边际效用，是随着他已有此物数量的每一次增加而递减。

 

中国茶经济崛起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著述频频问世。其中大多数人都戴着有色眼镜，其结论或多或少归结为“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但是，确有若干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和预测，至今读来令人拍案叫绝。

其中以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为代表，最早提出并正面论证了这个重大命题，用沃格尔的评论“这本书极大地冲击了常规的思考”。奥弗霍尔特预测了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他的结论是，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中国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崛起的机遇，目前我们与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结合问题。正如汪道涵同志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

现阶段中国崛起的主体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的本质2500年前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这样阐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小康盖指一种向上的心态，一种健康的价值观念。

唐太宗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法治温厚仁慈，社会秩序井然，人民相互谦让，公共服务管理严谨，国家有规律地运行。以我们目前的小康标准为镜，我们看到了现实中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

从《诗经》中华夏先民对“乐土”的衷心向往，到道学开山鼻祖李聃的“小国寡民”言论；从东晋文豪陶渊明“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遁世，到清代文人李汝珍在《镜花缘》里心仪神游的“君子国”、“大人国”，人之小康与国家之大同理想、民族的复兴事业紧密相连。

秦嬴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仲尼倡“爱民”、“与民同利”；唐太宗举贞观之治；杜工部“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希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华历代先贤从来没有停止过个人生活与国家共同发展的探索。

中华好茶真是精彩纷呈，是中国特色小康生活的缩影。错过了品茶之美、品茗之乐，人生都不完整。西湖龙井，清澈透亮，满目青翠，清朗倜傥，柔情似水，为茶之君子；祁门红茶，兰花幽香，回味清高，群芳之最，不理翩然，为茶之丽人；普洱沱茶，浓酽醇厚，喉味回甘，大开大阖，豪放自在，为茶之豪士。

更有江南碧螺春，银绿隐翠，香气袅袅。观其形兼听其名，一口吴苏软语“吓煞人香”犹在耳边。“浓香解媚，清艳含娇，玲珑四映，犹带采香风趣。”茶之景致，这分明是流动着的诗歌和飘香的旋律。

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古老的茶道？如果说可乐文化代表一种冲动和喧嚣，那么中华古典的茶文化代表一种宁静婉约的生活方式，代表一种淡泊自处的明鉴，代表一种孕育着东方哲学的达观安贫、赏识唯美的精神境界。

茶文化也需要积极进取的探索。软饮料行业风起云涌，中国茶产业振兴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内有各路产业重复投资，品牌重合，效率低下，外有日本乌龙茶、英国红茶、印度绿茶咄咄逼人。

不管是浙江绿茶、云南普洱或是沱茶，中国茶迫切需要一个产业领袖。杭州作为龙井茶的代表，有充分的理由参与中国茶产业龙头的竞争，并整合自身长三角的经济优势、旅游业优势和中国茶知名品牌形象，为整个茶产业的发展谋利。

茶文化并不排斥积极进取，它于闲散之处含有一股韧劲，饮得好茶做得好人，任何艰难险阻都能被以柔克刚的方式化解，体现了中国人处世中的率真。饮茶男女，人生欲存，浑厚悠长，浅吟低唱，不失经济生活的本来面目。

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可否？向左走，向右走，茶文化需要中国社会各界的支持，共同向前走；向左看，向右看，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归根到底是向前看，不固步自封，笑对挑战，向着新时代看齐。

 

【参考书目】

三联书店出版，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

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著《全球化陷阱》

黄仁伟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2002年9月版

赵晓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中国经验及其普世意义》

中国科学院出版《中国经济现代化报告2005》